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在中国产生了一个佛教宗派——禅宗。禅，是玄虚意向、虚幻的，看不见的，在艺术上和在文学上的表现不相同：在艺术上，它既具象又抽象；在文学上，它既写实又超越。诗的特性正好与禅宗表现的相似，都讲究内心体验，都注重启示与象喻，以追求言外之意为主，于是僧人将禅宗的要义用于写作之中正好得心应手。禅和诗是相通的，“学诗浑似学参禅”，诗人以诗的形式参禅谈玄，于是就在诗人中出现了参禅悟道的学者们，“诗为禅客添花锦，禅是诗家切玉刀”，就是指诗和禅是分不开的。在古代诗歌史上，有大量僧人写诗谈禅或抒写其人生体验，所以诗僧数量很多。道教经典中更多注重的是清修或从事斋醮活动，追求长生不老，它与诗歌缺少共同的意象。因此，道士为诗者少，其诗作缺少韵味、意象。所以道士中能作上乘诗作的很少。

当为花中之萱草，毋为鸟中之杜鹃。

袁翔甫补评曰：萱草忘忧，杜鹃啼血。悲欢哀乐，何去何从？

应当作花草中的萱草，而不去做鸟中的杜鹃。

人有许多生存的痛苦和无奈，其间的忧愁又使人身心俱惫，于是人们纷纷想找到解除烦恼与忧愁的方法。特别是在封建专制时代，人们在政治高压之下，生活如履薄冰；或人情淡薄、世态险恶而整日忧心忡忡，致使人心力交瘁。而从困境之中获得解脱，就成了这些人的心愿。

民间有一种花叫萱草，又名忘忧，传说能解人忧愁。于是，这些人便种植此花，想以此寄托感情，使自己从忧愁中走出来；而吟咏此花，就成了诗人企图排解忧愁的一种手段。作者也是其中的一人，于是他就借萱草表达自己的心声：过一种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生活。

作者还在文中提到“毋为鸟中之杜鹃”，这又有什么说法呢？传说杜鹃恰与萱草相反，它是一种哀愁凄楚的象征。萱草使人忘忧，杜鹃则增人哀感。所以诗人写出了这句话。杜鹃在历代文人的笔下，都是哀怨的象征。如唐代诗人杜甫的《杜鹃》中说：“杜鹃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间。”宋词人辛弃疾的《定风波·百紫千红过了春》中说：“百紫千红过了春，杜鹃声苦不堪闻。”这些和作者写杜鹃的用意是一样的。

物之稚者，皆不可厌，惟驴独否。

黄略似曰：物之老者，皆可厌；惟松与梅则否。

倪永清曰：惟癖于驴者，则不厌之。

稚嫩弱小的动物，都不令人生厌，只有驴除外。

幼小的动物都是十分招人喜欢的，可是作者单单把驴排除在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在中国古代，驴不仅是人们主要的生产工具，还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但是人们却用驴头驴脸、蠢笨如驴、驴脾气、驴不知自丑等说法来说驴，这种倾向表明了，在古代，人们确实不喜欢驴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大概与驴本身的一些特征有关。驴脸长而丑，笨而缺少灵气，性情倔强固执。但是仅凭这些就将驴贬得这么低，似乎有点欠公正。

由此我们可想到，为人有各种风格，不可强求一律，不可以貌取人，用别人的缺点来否认其所有的优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