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宫府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婢和刑徒。汉末军阀混战，城市手工业被破坏，手工业者流移，劳动力缺乏。政府为了满足统治者对手工业品的需求和官府工程的完成，积极恢复官府作坊（时称作场）。努力加强对工匠的控制，使之固着在其专业上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作坊中，除继续保留部分奴婢和刑徒等劳动者外，更多的是强迫征发或俘虏来的匠户，这些匠户被称为“百工”。他们有自己的家庭，有独立的户籍。但是，其身分低于一般平民而与士卒相等，不能自由被人雇用，不能自由出售自己的产品，而且这种卑贱身分和所承担的义务是世袭的。他们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农奴化的手工业者。北朝时，百工以伎作户的名称继续为官府作坊所控制。其来源除部分是原百工家庭的后代外，部分是由农民中搜寻漏户充当的。一经派作伎作户后，便被强迫固着在所服役的专业上，不准转业。

南北朝中期开始，百工长期服役的制度逐步为番役制度所代替。工匠除每年上番时在官府作坊劳动外，还保留了为自己劳动的部分时间。按照北周工匠六番的规定，每年上番的时间是两个月。隋末唐初，又逐渐允许工匠纳资代役。随着工匠服役制度的改变，魏晋和南北朝中期以前的百工、伎作户，也逐渐成为“番役工匠”以及以后的“和雇匠”。

佃客

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贵族、地主豪强所荫占的依附农民。亦称田客。在汉代，原自由身份的宾客逐渐降为贵族、豪强的附从。东汉时期，宾客参加农业生产的渐多，对主人的依附性渐强，身份越来越卑微，以致有“奴客”、“僮客”之称。自魏晋开始，不仅从法律上确认了客作为世族、豪强私属的依附地位，而且数量也大大增加。佃客的来源主要有政府“赐客”、“复客”和“给客”，世族豪强私相召募、荫庇以及放免奴婢为客等多种途径。

世族豪强拥有占客的特权，是佃客的主要占有者。三国时，曹魏政府赐给公卿数目不等的客户，以后农民为避课役，乐于投庇，以致贵势之家动辄拥有佃客数百人。孙吴也通过复客方式，赏赐给世族豪强大量佃客，其中不仅有屯田客，也有编户农民，吕蒙破皖城后获赐的是寻阳屯田六百户。陈表所得复客二百家则是编户农民。复客属于合法佃客，而非法荫庇的佃客往往也被追认为合法。如孙权曾下令，故将军周瑜、程普的所有人客，“皆不得问”。西晋也有赐客制度。太康元年（），西晋政府颁布户调式，规定贵族官僚得荫人以为佃客，具体数量是：第一、二品官荫庇佃客不超过五十户（疑作十五户），第三品十户，第四品七户，第五品五户，第六品三户，第七品二户，第八、第九品各一户。此外，还可荫人以为衣食客。又可荫庇亲属，多者九族，少者三世。按官品荫庇佃客数的公布，目的在于限制非法荫庇。但实际上作用甚微，却使更多的非法佃客获得了合法地位。许多世族豪强在荫庇亲属的名义下得以合法地占有大量超额佃客。东晋不得不再次颁布给客制度，规定第一、二品荫庇佃客不超过四十户，第三品三十五户，第四品三十户，第五品二十五户，第六品二十户，第七品十五户，第八品十户，第九品五户。各品的给客数都比前大大增加。限额以外非法占有的佃客数，自然增加得更多。十六国和北朝世族豪强荫占佃客的情况同样存在。南燕时，百姓“迭相荫冒，或百室合户，或千丁共籍”，“公避课役”。这种现象在北方十分普遍，只是荫附常常是以宗族相聚，结坞自保的形式出现，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。北魏初实行的宗主督护之制，则使世族豪强在宗族名义下荫占的佃客取得了合法地位。此后，实行均田制，曾以减轻赋役和政治强制兼施的手段，在不同程度上使荫户恢复为国家编户。但随着赋役的加重和土地兼并的剧烈，均田农民浮逃越来越多，其中大部分又成为世族豪强所荫占的非法佃客。

寺院是佃客的另一类占有者。北魏末有僧尼二百万，寺院三万余所。南朝仅建康一地就有僧尼十余万，寺院五百余所。遍布各地的寺院通过皇帝、官僚的施舍和侵夺民田，多数拥有大量土地。“假慕沙门，实避调役”的农民，在寺院的庄园里从事耕作，负担寺内各种杂役，受僧侣地主的剥削和奴役，实际上是变相的佃客。北朝属僧曹管辖的僧祗户，每年输谷六十斛，可以说是寺院团体的合法佃客。从凉州赵荀子二百家僧祗户“弃子伤生，自缢溺死五十余人”来看，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是很重的。

对主人处于依附关系的佃客，身份地位高于奴婢，奴婢经放免才得为客，而客身份地位又低于自耕农。国家所承认的佃客，也不能单独立户，只能附注于主人的户籍上。他们不属国家编户，“皆无课役”，不必向国家纳租服役，但终年为主人耕种田地，从事杂役，以至荷戈作战。按照法令规定，佃客所耕种土地的收获物和主人对半分，剥削量是相当重的。他们通常都是世代相袭，只有经过主人的放遣才能获得自由。限额以外的大量非法佃客，国家并不承认他们的依附关系，并且常常采取检括户口的手段促使他们重新成为编户农民。

衣食客

两晋南朝时官僚贵族、地主豪强荫庇的依附人口。衣食客之名最早出现于西晋，太康元年（）颁布的户调式规定了各级官僚有荫族、荫客的权利。衣食客即荫客之一，在贵族官僚庇护下获得复除，可免去承担国家赋役。各级品官荫占衣食客的具体数量是：第六品以上官得衣食客三人，第七、第八品二人，第九品及诸低级武职皆一人。此后，东晋南朝也规定，“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、佃客、典计、衣食客之类，皆无课役”。六品官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，第七、第八品官各二人，第九品官为一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