融摄空有的禅学理论。这与惠能的所言的“当下之心”关系密切。概括来说，惠能所说的“当下之心”是真如佛性与般若实相相结合的产物，反映出他融摄空有的思想特征。他所谓的“当下之心”，作为真如佛性，它具足一切清净功德。作为般若实相，它又不可修，不可执著固守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“解脱论”是从识心见性、自成佛道的角度提出，而不是从传统的缘起论角度展开。

即心即佛、自在解脱的解脱论。惠能主张人人有佛性，皆能解脱成佛。但是，由于惠能的佛性论融摄了般若实相说，把自心佛性、众生与佛都归之于当下之心。因此，沿着这个理路往下，他强调即心即佛、生佛不二，也就是说众生与佛的区别在于当下之心的迷悟。由此，惠能注重直了见性，自在解脱。

识心见性、顿悟成佛的修行观。识心见性是惠能南宗修行观的总原则。既然自心有佛，自性是佛，那么只要“识心见性”就能自成佛道。如此，“见性”即是“觉悟”。进而，惠能说“若起正真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，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”。强调直了见性，他的“识心见性”最终落实在“顿悟成佛”之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惠能顿悟说的立论基础是人们当下的现实之心，所谓“觉悟”就是自性清净心的自然显现，这就决定了“觉悟”必是顿悟，并且就在人们当下一念之中得以实现：一念若悟，则众生是佛；一念迷，则佛是众生。这显然不是靠渐修达到的，因为“起念去修”本身就是一种执著，这与“觉悟”是相违背的。因此，他的顿悟说，与传统佛教主张的“渐修顿悟”不同，也与两晋时般若学者主张的立顿悟于“七地”的小顿悟、竺道生提倡的大顿悟都是不同的。同时，这一“顿悟说”也是惠能南宗与神秀北宗的主要区别。

四、版本与注疏

《坛经》在其长期流通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。日本学者石井修道先生曾总结了十四种《坛经》版本。宇井伯寿先生《禅宗史研究》归纳了二十种《坛经》版本。杨曾文先生列举了近三十种《坛经》版本。柳田圣山先生所编的《六祖坛经诸本集成》收集中日两国十一个不同的版本等等。但是，学者通过对众多版本的研究，认为可将这些不同的版本分为不同的系统。

郭朋先生认为“真正独立的《坛经》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（法海本）、惠昕本、契嵩本、宗宝本这四个本子，其余，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”。

日本学者田中良昭先生在《坛经典籍研究概史》一文中认为：目前，《坛经》的版本系统，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《惠能研究》，约可以分为五种：（一）敦煌本，（二）惠昕本，（三）契嵩本，（四）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，（五）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。

洪修平先生认为“根据我们的研究，现有《坛经》真正有代表性的其实只有敦煌本、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，因为德异本和宗宝本实际上都是属于契嵩本系统的。但由于宗宝本是明代以来的通行本，所以……仍然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本子”。

王月清先生认为《坛经》在流传过程中，内容不断变化，迄今异本不下十几种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：敦煌本、惠昕本、契嵩本、德异本和曹溪原本、宗宝本。

现根据前人研究，简要介绍以下五个版本：

敦煌本

敦煌本是现存最早的《坛经》版本，由于下署“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”，故而又称法海本。郭朋先生认为：“比较起来，法海本坛经，基本上确可以说是慧能语录。敦煌写本是《坛经》版本中的主要系统之一，存世的敦煌写本共有六种：旅顺博物馆藏敦煌写经本残片（旅本）；敦煌斯坦因本（斯本）；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（北本）；敦煌县博物馆本（敦博本）；方广锠发现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残片（方本）；西夏文写本残片（西夏本）。

惠昕本

惠昕本分上下两卷共十一门，约一万四千余字。该本大约改变于晚唐或宋初，胡适称之为“是人间第二最古的《坛经》”，由于它最早发现于日本京都兴圣寺，又称兴圣寺本。兴圣寺的惠昕本题为《六祖坛经》，从前面的“依真小师邑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”的署名可知此本的编者为晚唐（或说宋初）的惠昕和尚，并且他说明了在编纂时对《坛经》有所削删。

契嵩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