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·王莽赞》中说“紫色声余分闰位”大意是说紫色不是玄黄正

《汉书·王莽赞》中说：“紫色声，余分闰位。”大意是说紫色不是玄黄正色，蛙声不符合声律的标准。近来有一位学士，名声很大，居然说：“王莽不仅像鸢鸟一样双肩高耸，像老虎一样雄视四方，而且还有紫色的皮肤、蛙叫一样的声音。”这也是错误的。 ：古蛙字。 闰位：不正统的帝位。 玄黄：即黑色和黄色，乃是正色。 律吕：校正乐律的工具，指准则。 名问：即名闻。

“紫色声”乃是隐喻，是对王莽篡权的讽刺。到了那位学士那里，却成了具体的描述，这就是望文生义。后人在读前人文章之时，最怕的就是这一毛病，所以，务必沉下心来，细细体味，正确理解古人的意思，而且不可草率下结论，否则，不但会误己，还会误人。

17.18简策字，竹下施朿，末代隶书，似杞、宋之宋，亦有竹下遂为夹者；犹如刺字之傍应为朿，今亦作夹。徐仙民《〈春秋〉〈礼〉音》，遂以筴为正字，以策为音，殊为颠倒。 《史记》又作悉字，误而为述，作妬字，误而为姤，裴、徐、邹①皆以悉字音述，以妬字音姤。既尔，则亦可以亥为豕字音，以帝为虎字音乎？

“简策”的“策”字，是在“竹”字下加一个“朿”字，秦末的隶书，这个字写成了类似于“杞国、宋国”的“宋”字，也有写成在“竹”下加一个“夹”字的；就像“刺”字的偏旁应该是“朿”，现今也写成了“夹”。徐仙民著的《春秋左氏传音》和《礼记音》，全都以“筴”为“策”的本字，而以“策”为读音，实在是本末倒置。 《史记》中又把“悉”字误写而成为“述”字，把“妬”字误写而成为“姤”字，裴骃、徐广、邹诞生注《史记》时全都以“悉”字为“述”注音，以“妬”字为“姤”注音。既然如此，那也就可以用“亥”字为“豕”注音，用“帝”字为“虎”注音了吗？ 裴：裴骃。徐：徐广。邹：邹诞生。三人都曾为《史记》作注，或注文意，或注字音。

古人在传写经典时，偶尔出现笔误，是很正常的，尤其是像“策”和“筴”、“妬”和“姤”之类。但是，一旦认识到这些错误，就应当及时纠正过来，而不是为古人讳。否则就会贻笑大方，更添古人的不是了。

17.19张揖①云：“虙②，今伏羲氏也。”孟康③《汉书古文注》亦云：“虙，今伏。”而皇甫谧④云：“伏羲或谓之宓羲。”按诸经史纬候，遂无宓羲之号。虙字从，宓字从宀，下俱为必，末世传写，遂误以虙为宓，而《帝王世纪》因误更立名耳。何以验之？孔子弟子虙子贱为单父宰，即虙羲之后，俗字亦为宓，或复加山。今兖州永昌郡城，旧单父地也，东门有子贱碑，汉世所立，乃曰：“济南伏生⑤，即子贱之后。”是知虙之与伏，古来通字，误以为宓，较可知矣。

张揖说：“虙，就是现今所说的伏羲氏。”孟康的《汉书古文注》中也说：“虙，就是现今的伏。”可是，皇甫谧却说：“伏羲，也有称作宓羲的。”考证各种经典史籍和纬书，都没有宓羲这一名号。“虙”字属于“”部，“宓”字属于“宀”部，两个字的下面都为“必”，后世之人在传抄誊写时，于是误把“虙”当作了“宓”，而皇甫谧著《帝王世纪》时就沿袭了这个错误，而另外确立了一个名字。怎么样才可以验证这个说法呢？孔子的弟子虙子贱做过单父的地方官，他就是虙羲的后人，他的姓——“虙”，俗写也可作“宓”，或是再加上“山”（即密）今天的兖州永昌郡城，就是过去的单父地区，郡城的东门有子贱碑，是汉朝时所立的，碑文中说：“济南的伏生，就是子贱的后人。”由此可知，“虙”之与“伏”，自古以来就是相互通用的字，“虙”被误为“宓”，也就可以知晓了。 张揖：字稚让，清河人，一云河间人，魏太中博士。著有《广雅》《三苍训诂》《古文字训》等。 虙：通伏，姓。 孟康：字公休，三国时魏人，曾注《汉书》。 皇甫谧：字士安，西晋人，擅长医学，撰有《帝王世纪》《高士传》《列女传》等。 伏生：汉代人，名胜，治《尚书》大家，西汉《尚书》学者大多出于他的门下。事见《汉书·儒林传》。

因为形似，所以“虙”被传写成“宓”，这本无大碍。皇甫谧却因此为伏羲杜撰了另外一个名号——宓羲，这就是问题了。这是我们在读前人著述时需要注意的。

17.20《太史公记》①曰：“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②。”此是删《战国策》耳。案：延笃《战国策音义》曰：“尸，鸡中之王。从，牛子。”然则，“口”当为“尸”，“后”当为“从”，俗写误也。

《太史公记》中说：“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”这是删减《战国策》中的文句而来的。据考证：延笃的《战国策音义》中说：“尸，是鸡中的主宰。从，是初生的牛犊。”如此看来，《太史公记》中的“口”应当为“尸”，“后”应当为“从”，这是俗写写错了。 《太史公记》：即《史记》。古之人尊称司马迁为太史公，故称《史记》为《太史公记》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宁居小者之首，也不为大者之后。类似于俗语“宁作鸡头，不作凤尾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