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译文】黄诚甫问“程子、朱子把孔子告诉颜渊的为邦之道看做是万

【译文】黄诚甫问：“程子、朱子把孔子告诉颜渊的为邦之道看做是万世常行的法则，怎么样？”先生说：“颜渊大体接近圣人，他对于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大都已经了解。孔子平日已经深入了解颜渊，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说太多，只从典章制度上讲。但这些地方也不能忽略，必须要这样做才能完善。又不能因为自己治国的基本原则了解透彻了，于是在防范上松懈，必须要‘放郑声，远佞人’。颜回是个克己反省，在德性上用心的人，孔子担心他在外部的治理方式上或有不足，所以在他不足的地方补充说明。如果是对于其他人，必须告诉‘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’，‘达道’、‘九经’及‘诚身’这些具体工夫，才可以做得到。这个才是万世常行的法则。不然的话，只是实行了夏朝的历法，乘坐了商朝的车子，戴了周朝的礼帽，使用《韶》《武》这样的乐曲，天下就能治理好？后人只看到颜回是孔子门徒中最优秀的人，又问了孔子治理国家的问题，就把这件事看得无比重要。”

为邦之问：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“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‘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、《舞》。放郑声，远佞人，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’”

朱熹在《论语集注·卫灵公》中注释“为邦之问”时引用程颐的话：“问政多矣，惟颜渊告之以此。盖三代之制，皆因时损益。及其久也，不能无弊。周衰，圣人不作，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，立万世常行之道，发此以为之兆尔。”

语出《中庸》第二十章：“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，意为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才，而得到人才之道在于修养自身，修身要遵循与学习圣人之道，学习圣人之道则以仁爱为基础。“达道”，指天下人共同遵行的道路，喻为根本的伦常。“九经”，指九种恒常不变的根本性方法或原则。“诚身”，指使自身真诚。

《韶》《舞》：《韶》是舜时的乐曲名，《舞》即《武》，“舞”与“武”古通，《武》是周武王时的乐曲名。

【35】蔡希渊问：“文公《大学》新本，先‘格致’而后‘诚意’工夫，似与首章次第相合。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，即‘诚意’反在‘格致’之前，于此尚未释然。”先生曰：“《大学》工夫即是‘明明德’，‘明明德，只是个‘诚意’，‘诚意’的工夫只是‘格物致知’。若以‘诚意’为主，去用‘格物致知’的工夫，即工夫始有下落，即为善去恶无非是‘诚意’的事。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，即茫茫荡荡，都无着落处。须用添个‘敬’字，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。然终是没根源。若须用添个‘敬’字，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，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？正谓以‘诚意’为主，即不须添‘敬’字，所以提出个‘诚意’来说，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。于此不察，真所谓‘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谬’。大抵《中庸》工夫只是‘诚身’，‘诚身’之极，便是‘至诚’；《大学》工夫只是‘诚意’，‘诚意’之极，便是‘至善’：工夫总是一般。今说这里补个‘敬’字，那里补个‘诚’字，未免画蛇添足。”

【译文】蔡希渊问：“朱文公的《大学》新本，先讲格物致知，然后才是诚意的工夫，似乎与《大学》首章的顺序正好相吻合。如果按照先生依从旧本立说，则诚意的工夫反而在格物致知的工夫之前，我对此还没有领悟。”先生说：“《大学》的工夫就是‘明明德’，‘明明德’就是‘诚意’，‘诚意’的工夫就是‘格物致知’。如果以‘诚意’为主导，去做‘格物致知’的工夫，那么工夫才会落实，为善去恶无非就是要使自己意念真诚。像《大学》新本主张先去穷尽事物的道理，那么就会迷茫，无法落实。必须要添加一个‘敬’字，才能与身心关联起来。但终究没有根据。如果必须添加一个‘敬’字，为什么孔门圣学反而将一个最关键的字丢了，要等到一千多年后由后人来补充呢？如果以‘诚意’为主导，就不须添加一个‘敬’字，所以提出‘诚意’的工夫，正是做学问的关键。没有洞察这一点，真就是所谓的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谬。大体说来，《中庸》的工夫就是‘诚身’，‘诚身’的极致就是‘至诚’。《大学》的工夫就是‘诚意’，‘诚意’的极致就是‘至善’。工夫都是一样。现在说这里补一个‘敬’字，那里补一个‘诚’字，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。”

钱德洪序

德洪曰：昔南元善刻《传习录》于越，凡二册。下册摘录先师手书，凡八篇。其《答徐成之》二书，吾师自谓：“天下是朱非陆，论定既久，一旦反之为难。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，使人自思得之。”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，意亦以是欤？今朱、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。洪刻先师《文录》，置二书于《外集》者，示未全也，故今不复录。其余指“知行之本体”，莫详于《答人论学》与答周道通、陆清伯、欧阳崇一四书；而谓“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”，莫详于《答罗整庵》一书。平生冒天下之非诋，虽陷万死一生，遑遑然不忘讲学，惟恐吾人不闻斯道，流于功利机智，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；其一体同物之心，譊譊终身，至于毙而后已。此孔、孟已来贤圣苦心，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。是情也，莫详于《答聂文蔚》之第一书。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。而揭“必有事焉”即“致良知”功夫，明白简切，使人言下即得入手，此又莫详于《答文蔚》之第二书，故增录之。元善当时汹汹，乃能以身明斯道，卒至遭奸被斥，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，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。斯录之刻，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，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。今所去取，裁之时义则然，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。

【译文】钱德洪说：南元善曾经在浙江绍兴刻录《传习录》，一共两册。下册收录了先师的书信，一共八篇。关于答徐成之的两封信，我的老师说过：“天下赞同朱子，非议陆九渊，议论很久，一时很难反转过来。这两封信姑且为调停两种学说而写，使人自己去思考理解。”所以南元善收录在下册的卷首，大概也是这种想法吧？如今朱陆之辩已经大白于天下很久了。我刻录先师的《文录》，把这两封信放在《外集》，表明这两封信不能完整地反映先生的思想，所以现在不再收录。其余书信中，指明“知行之本体”的，没有比《答人论学》与答周道通、答陆清伯、答欧阳崇一四封信更详细的。而讲明“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”，则没有比《答罗整庵》一信更为详细的了。先师平生冒着天下人的各种非议与指责，即使万死一生，惊慌不定却仍不忘记讲学，唯恐我们不能明白圣人之道，陷入功利机巧之中，逐日堕落到未开化的愚民与禽兽状态而不自觉。先生与天地万物同体之心，终身讲学论辩，死而后已。这种孔孟以来的圣贤苦心，即使是门人弟子也不足以慰藉这份真情。这种情感的流露，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更为详细的了。这些都仍然遵循南元善所收录的，没有改动。而揭示出“必有事焉”就是“致良知”功夫，明白简易，使人马上就能下手落实，这又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更为详细的了，所以我把它增补进来。南元善当时慷慨激昂，能亲身践行圣人之道，最终遭到奸佞排斥，然而他却悠然自得，只以此生能有幸听到这种学说而高兴，绝没有丝毫愤愤不平的意思。《传习录》的刻录刊行，大家看到它对于志同道合之人的巨大作用，却不知道他当初所处时事的艰辛。如今重新刊行，有所增删，是出于对当前时势的考虑，并非忍心要增加或减损他所编的这些内容。

钱德洪（1496—1574），字洪甫，号绪山，浙江余姚人，官至刑部郎中，王阳明的学生。

南大吉（1487—1541），字元善，号瑞泉，陕西渭南人，官至郎中知府，王阳明的学生。

语出王阳明《答徐成之》，见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二十一。

《答人论学》：即《答顾东桥书》。

答顾东桥书